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冈田英弘|何谓中国?

冈田英弘 勿食我黍
2024-08-28


作者|冈田英弘(1931-2017)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,专攻满洲史、蒙古史




本来的意思是首都

现在的日本人一般认为“中国”是“中国人”的“民族国家”。然而,这种认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首先必须探讨何谓中国?又必须认清何谓“民族国家”?
汉字的“中国”,指的到底是什么呢?

最初的意思是“国”之“中”。在“国”具备日语所指“国家(くに)”的意思之前,过去指的是由城墙围绕的“都”。作为证据,可以看到西元前四世纪后半哲学家孟轲编纂的《孟子》〈万章下篇〉,当中写道:“在国曰市井之臣。”注疏则写道:“国,都邑也。”另外,《礼记》〈学记篇〉当中也写道:“国有学(学校)。”注疏则写道:“国,天子之都也。”

“国”这个字原本是“或”。囗部的四角形代表的就是城墙,内侧的“或”,代表拿着武器,守卫城墙。也就是说,“国”就是“都”。

然而之后,“国”变得与“邦”同义。“邦”与“方”相同,指的是“那个方面”、“这个方面”,比“国”的范围更广,相当于日语中的“国家(くに)”。由于西元前二〇二年登上皇位的汉高祖名为“刘邦”,因此不能直呼“邦”字。于是,避开“邦”,改用“国”。“国”也才因此具备“国家”的意思。

如果“国”是“都”,那么“中国”指的究竟是哪里呢?

西元前六世纪末学者孔丘(孔子)亲自编纂的《诗经》,〈大雅〉〈生民之什〉诗中写道:“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”注疏解释:“中国,京师也。”“京师”指的就是首都。由于是正中央的“都”,当然指的就是首都。


中国与蛮夷

“中国”原本的意思是首都。之后被当作比首都更广泛的意义使用。西汉太史令司马迁,为了纪念西元前一〇四年的历法改革而开始撰写的《史记》,在当中的〈孝武本纪〉和〈封禅书〉,作为发生在西元前一一三年的事情记录,写道:“天下名山八,而三在蛮夷,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东莱,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,与神会。”

“天下”与现在的“中国”意思相同,指的是人类居住的世界。这里分为“蛮夷”和“中国”,“蛮夷”指的是与“中国”居住民拥有不同生活习惯的人。这个“蛮夷”居住的世界里有三座名山,剩下的五座名山则在“中国”。

这里的“中国”相当于自现在的陕西省渭河流域开始,经过河南省的黄河中游,一直到山东省,属于东西狭长的地带。首先,“华山”位于陕西省华阴县的南边,作为五岳之一,被称作“西岳”。“首山”也就是神话中,黄帝采铜,于荆山下铸鼎的“首山”,位于河南省襄城县的南边。“太室”位于河南省登封县的北边,别名“嵩山”,同样作为五岳之一,被称作“东岳”,是著名的东方名山。最后的“东莱”又名“莱山”,同样位于山东省的黄县东南方,战国时代的齐国在这里祭祀月主。《史记》没有记载“蛮夷”的三座名山,但总而言之,东西狭长延伸的地带,就是西元前一〇〇年左右的“中国”。

China的语源起自秦朝

如上所述,最初的“中国”仅限夏、殷、周过去首都所在的陕西省、河南省、山东省,但之后逐渐扩张,成为代表现在“中国”的名词,而这背后其实受到十七世纪满洲人和现代日本人的影响。

首先来看满洲人。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起,直到清顺治帝为止的约三十年间,都是独立于山海关的东边。到了一六四四年,明朝自取灭亡,中国失去了统治者,顺治帝于是进入北京坐上皇位。就这样,满洲语称经过整合的满洲和中国为“dulimbai gurun”。“dulimba”代表“正中央”,“i”是“的”,“gurun”则是“国”,汉字写作“中国”。相对于此,将其他的蒙古、西藏,以及说着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总称“tulergi”,代表“外面”的意思,汉字写作“外藩”(外面的藩篱)。这是“中国”的第三种意思。

第四的“中国”,也就是现代所说的“中国”,由来自日语的“支那”。

接下来说明现在“中国”这个称呼的起源。现在中国国土的中央部分,在春秋、战国时代多国割据。秦始皇于西元前二二一年将其统一,成为了最初的皇帝。外国人于是将这个地方称作“秦”,当地的人民称作“秦人”。秦虽然于西元前二〇六年灭亡,但这个称呼永久保存了下来。

汉武帝于西元前八九年下诏停止外征,诏书中有一句写道:“匈奴缚马前后足,置城下,驰言『秦人,我丐若马』。”这出自西元一世纪东汉历史家班固所着的《汉书》〈西域传〉。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,就算到了汉朝,匈奴等外国人依旧将中国称作“秦”,将中国人称作“秦人”。

这个“秦”进入波斯语系成了“Chin”,进入阿拉伯语系成了“Sin”。印度各语系称“秦”为“Cina”、“秦国”为“Cinasthana”,等到东汉开始汉译佛教经典的时候,“Cina”和“Cinasthana”分别被音译为“支那”和“震旦”。

另一方面,葡萄牙人自一四一五年进攻休达(Ceuta)起,开始将重点放在绕非洲的航路上。一四八七年,巴尔托洛梅乌.迪亚士到达好望角,一四九八年,瓦斯科.达伽马抵达印度的科泽科德。葡萄牙人在印度时听说在更东边的地方,有一个名为“Cina”的国家,艺术兴盛。葡萄牙人是在一五一一年占领马来半岛的麻六甲后才实际遇到“Cina”的商船。一五五七年,葡萄牙人获得“Cina”,也就是明朝嘉靖帝的许可,得以定居澳门并通商。

就这样,“Cina”之名透过葡萄牙语传到其他欧洲语系。现在的中国,英语称作“China”、法语称作“Chine”、德语称作“China”、义大利语称作“Cina”,皆是源自葡萄牙语。


从支那到中国

在日本,一七〇八年,出生于义大利西西里岛的传教士希多启(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)立志在日本宣教,以和服带刀之姿只身来到屋久岛,但立刻遭到逮捕。翌年,他在江户接受辅佐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新井白石四次的问讯,被幽禁在小石川的吉利支丹(基督教徒)宅邸,于一七一四年死去。

新井白石根据希多启所说,写成《采览异言》(一七一三年)、《西洋纪闻》(一七一五年),以欧洲人的知识为基础,描绘世界的形状。发现欧洲人将日本人称作“汉土”或“唐土”的地方称作“Cina”,于是从古代汉译佛典当中找出“支那”的音译词汇,加以使用。自此之后,“支那”就成为了“China”等的固定翻译,所有人都开始使用“支那”这个字。

一八五四年,日本开国,积极朝着西洋化的路线迈进。清国蔑视此举,一八九四年起至翌一八九五年止,发生日清战争。战败的清国受到很大的冲击,便以日本为范本,开始实施西洋化。翌一八九六年,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前往日本。之后每年递增的留学生,在日本发现原来日本人将自己的故乡称作“支那”。至今为止的清国,对于皇帝君临的范围没有特别的称呼,因此一开始跟着日本人的习惯,称自己的国土为“支那”,自己为“支那人”。

然而,“支那”没有特别的意思,对于属于表意文字的汉字来说很不方便。以表意来说,“支”代表“庶子”、“那”代表“那个”的意思。于是,便逐渐扩张“中国”的意思,取代“支那”的称呼;这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,“中国”一直到这个时候,才成为代表全国的称呼。

—End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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